朱元璋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至于官员,百姓们则是无权抓捕的。当然,朱元璋也给百姓们吃了颗定心丸,他说,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我就族诛他们。
朱元璋是很明白的,如果百姓们真的可以随随便便冲入衙门,把正在办公的官员们五花大绑扭送京城,他的帝国也必然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摧毁官僚体系之后,仅凭个人威信,是不可能治理得了这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这种史无前例而且后果难以预料的事情,生性审慎、保守、厌恶风险的朱元璋,是不会去做的。所以,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反贪运动”有了一条分明的界限:只许抓污吏,不许抓贪官。在一个帝制国家里,维护官僚集团在群众中的威信,仍然是必需的。
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突然间成了大明帝国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这位老实巴交的江苏农民,平日里总受当地县吏顾英的迫害。据说这个顾英不只是迫害陈寿六一个人,而是“害民甚众”。忍无可忍的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和外甥把顾英绑起来,手持皇帝朱元璋亲自编写的《大诰》,来到京城告御状。朱元璋很欣赏陈寿六的行为,赏给他20锭银钞(大略相当于今天几千块人民币),又赐给三人各两件衣服,还免除了陈寿六三年的“杂泛差役”。然后,皇帝下达谕旨,将此事通报全国,予以表彰。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说:如果有人敢罗织罪名,搬弄是非,扰害陈寿六,我就将他族诛!当然,如果陈寿六自己仗恃着我的名头而横行不法,为非乡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是,陈寿六若有过失,地方官员无权作出决断,必须将他召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末了,朱元璋感慨万千地说道:“其陈寿六其不伟欤!”
于是,陈寿六一下子就成了全国数千万农民的光辉榜样,成了直接归朱元璋领导的御用农民。
陈寿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间上千万类似案例中较为突出的一例而已。洪武十八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条驿道上,几乎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百姓们三五成群,或者百十为伍,带着干粮,押着几个手脚绑得结结实实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驾着破驴车匆匆赶路。遇到关口有官员盘查,他们就会从怀里掏出一至四本金黄色封皮的小册子。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官员们见到这些小册子,会立刻收起威风,点头哈腰,恭请这些“大爷”们赶快过关。
这是因为,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布的《大诰》里,有这样一条新规定:“今后布政司、府、州、县在职的吏员,赋闲的吏员,以及城市、乡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顽民,若胆敢操纵词讼、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结官府,危害州里,允许当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将这些人抓起来,绑送京城。如有人胆敢中途邀截,则枭首示众!各处关津、渡口,也不得阻挡。”
在此之前,泱泱大国上千年的历史里,给百姓们捉拿污吏权力的政策还从来都没有过。朱元璋的这一规定,可谓是石破天惊。
关于这一新政策,朱元璋还有不少补充条款。
譬如:他担心百姓们抓污吏上京,当局会拒绝给他们“路引”(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所以,《大诰二编》有规定,百姓们没带路引出门,将治地方当局以重罪—又补充说:凡是进京上访或者是抓污吏上京的百姓,“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只要各处关口要津查问清楚是入京的,即刻放行,不得阻拦,否则一律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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