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终其一身，都是在其一贯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我们知道，历史上具有战略高度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并不多，西方有将汉尼拔、凯撒、拿破仑等列为四大军事战略家之说。诸葛亮初出茅庐，而其战略思想已成型并成熟，《隆中对》便清晰地判明半个世纪的天下大势。这正有如二战后雅尔塔会议标明了战后的政治格局一样，刘备诸葛亮的君臣际遇之时也判明了其后半个世纪的政治格局。

　　如果说“三分天下”是诸葛亮的第一步战略，那么“统一中国”则是诸葛亮的更大战略。诸葛亮的悲剧也围绕此大战略展开。因为自刘备入蜀，并战领汉中，三分格局已定。他们也完全可以像孙权集团那样坐享太平。孙权集团虽也有以攻为守的举动，但终究是守。刘备、诸葛亮的旗帜非常鲜明，那就是“统一中国”。这已不仅仅是英雄的悲哀，而是心忧天下者的悲哀。因为诚如诸葛亮所分析，如果坐等形势的变化，那么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魏国因其据有中原而将在长期的和平中胜出，与其坐待天时，不如尽量人谋。如果形势未变，人谋终难成功，但未尝不有三分胜算的可能。故陈寿《三国志》评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长与？”其实不免有失公允，因为连年动众，是不得不为之，是不能坐以待毙，而想统一中国的诸葛亮所不能忍；而所谓“奇谋”，在一个局势基本稳定的时代，往往也难有用武之地，诸葛亮唯一的被人看作未能用奇谋的是未采纳魏延之计，出邪谷。这确是其不足。

　　诸葛亮在以上两个大战略之下，也有相对具体的战略。这就是《孙子兵法》所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征服南蛮，平定后方，以为统一中国打下稳定基础，便是这一战略的运用。这一战略着重“德”，以道德力量感化人，注重“势”，以强大威势慑服人。如果仅以战争解决定，那一战就可平定南方，而战略解决则有七擒七纵，可参见裴注引《汉晋春秋》。

　　顺便补充：易中天先生虽云鲁肃在建安五年即已有东吴版的《隆中对》，但此东吴版却只具有近期的预见性，而对未来长达半个世纪的长远形势则洞见未明。且其所云曹操、刘表、孙权的“鼎足”之势，是一不稳定的势力结构，在鲁肃看来，刘表可以很快被并吞，而实际上只是两分天下。诸葛亮的战略即汉高祖成就帝业的战略，保有益州、荆州险固肥沃之地，以争天下。但秦末与汉末形势不同在于，与刘邦争天下者乃“项羽”，而项无战略远见。正如阮籍登广武山所云：“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而周瑜的战略性眼光主要体现在赤壁战前江东集团是战是降的争论中，某种程度上仅是对战争当前形势的分析及双方优劣之势的考量，如其云：“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这完全着眼于当前战争的分析，这也是诸葛亮、鲁肃等谋略之士不难预见的。至于在赤壁和其它战争中如何用兵等仅属于战术而已。某种程度上说，战略是属于政治层面，战术是属于战争层面，二者不在同一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