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连环计”故事的主角，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实是小说家虚构的人物。

　　检阅宋元以前的文献，特别是可信度较高的史书，如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人们不难断定：王允定计除董卓、董卓死于吕布之手是事实，然“貂蝉”不见其人，“连环计”亦史无其事。

　　《三国志》描述吕布与董卓之间的纠葛时，所涉及的女性只有一位不知名的“侍婢”。《后汉书》的异文为“傅婢”，说白了，就是董卓的贴身丫鬟。陈寿在《吕布传》里写道：“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由是阴怨卓。”董卓拔出自家“手戟”无情地掷向吕布，只不过是因为吕布犯了点小错。杀卓的根源就在于这一偶然发生的冲突，与吕布私通傅婢一事并无瓜葛。

　　当然，跟傅婢的暧昧关系是吕布的心病，确实可能成为谋杀董卓的一把尖刀。关于这一点，范晔《吕布传》记载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但即便如此，亦不曾为“连环计”的情节提供任何资料佐证；而“貂蝉”的故事就算能在“傅婢”身上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话，也恐怕是多来自于读者的丰富联想罢了。

　　傅婢是历史上不知名的小人物，貂蝉则是说书人或文学家虚拟的大美人。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无论活跃在民间传说、戏剧舞台上，还是出现于诗词歌赋、古典小说中，总是和吕布连在一起。但直到唐代，文学作品中吕布的身边并不见貂蝉。例如，李贺的《吕将军歌》有云：“吕将军，骑赤兔……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在这首充满想像的诗歌里，吕布身边还只是“傅粉女郎”，这似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貂蝉登台之晚。

　　貂蝉进入民间故事的年代，一般认为不晚于北宋。明代流行的《三国志传》有这样一段描述，“宋邵康节先生有诗叹曰：董卓无端擅汉权……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邵康节，指的是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不过，所谓邵康节先生有诗云云，与该书中其他一些无稽可考的宋诗一样，皆为小说家伪托。在傅璇琮先生等主编的1992年版《全宋诗》第七册中，邵雍的名下就未辑录这首来历不明的“邵康节”诗。

　　现在看来，传世文献中出现貂蝉的故事，较早且可信的莫过于南宋时期的金代院本、南戏、元杂剧及元刻话本。当然，上述文本的形成肯定有一个不短的过程，但其源头是否可上溯到北宋，现有资料还不足以给出有力的回答。

　　正因为貂蝉的故事出自于虚构，所以早期话本、剧本的内容不尽相同。如果对照近三百年来流行最广的《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差别就更大了。例如，元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说：“本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选入宫中，掌貂蝉官来，故名貂蝉。”再如，元刻本《三国志平话》甚至认为，貂蝉原先是吕布之妻，不幸在战乱中失散，流落到王允府。在王允设计的“连环计”三部曲中，貂蝉所扮演的角色是受王允拨弄的棋子，她对计谋本身似乎一无所知。

　　至于貂蝉的结局，在明刻本《三国志传》、清刻本《三国演义》中都描述为，吕布死后，貂蝉就不知所终，给人留下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但早期的三国戏中也有过这样一出：吕布刚死，貂蝉便向关羽献媚，关羽为断绝红颜之祸，一刀结果了这位美女。

　　上述现象表明，艺术虚构的故事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总是随着时代精神的演变而不断被加工和改造，内容的古今差异有时会发展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后者则始终维持着基本事实的面貌，像董卓的残暴荒淫、吕布的贪利好色、王允的忠君爱国等等，不仅在不同时期的史书中没有异词，而且在所有以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亦不曾被颠覆。

　　总之，历史跟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史学著作必须追求真实，文学作品则不能没有虚构。尽管貂蝉的形象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基本上还是给喜爱三国故事的读者留下了美好印象——她不仅是足以跟西施、王昭君、杨玉环媲美的绝代佳人，还是一位深明大义、铲除国贼的有功之人。李渔《批阅三国志》就赞扬道：“为西施易，为貂蝉难。”意指西施只要哄得一个人，貂蝉却要哄两个人，实在是大费苦心。毛宗岗接着说：“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可以想见，与时俱进的貂蝉，在当下和今后的艺术舞台上，同样会受到世人的欢迎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