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认为，在上古合乎自然的名教世界中，有两个特色。其一，泯除了严格划分是非与善恶之相对价值标准，他认为必须善恶不分，是非不争的情况下，人才能回返自然。又以为“太初”时代，真人或是至人其处世不挟带是非与善恶，遂使世界人类蒙受好处。而真人或是至人乃最为道家之徒所推崇者，因之其所为——无是非与善恶之分别——固当为崇信道家之徒(包括阮籍与嵇康)所争效。其二，人之政治(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平等，即无贵贱与贫富的差别待遇。

　　我们且以阮籍的一段文章，综合涵盖阮、嵇两人的自然思想：

　　呜呼，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句句者自以为贵乎世矣。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故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踪。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与并容?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踪。被九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

　　时间观念对阮嵇两人而言，极为重要。有人只重上古以下或是当时，阮嵇两人大肆抨击礼法，便以为他们是反对礼法并否定其价值”。有人知道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假礼法，对真的仍加以维护并肯定其价值；但对甄别真假的标准，却不了然。其实，标准是在于有无合乎自然。自然一辞，对阮嵇两人而言，不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且也是各种主张的理据。

　　依据儒家理想建立的第一个政权——汉帝国——的崩解，难免使人怀疑儒家一些中心信念，包括以道德和法律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的文化行为，进而导致人们对这种文化行为产生不值采信的情绪甚至想法。

　　紧接汉朝之后的魏政权经曹操、曹丕、曹睿、曹芳祖孙四代的苦心擘划，政治上走的是“乱世用重典”的法家路线。其实政治圈中仍承汉末法家政论抬头的余绪，一直在热烈讨论如何使刑名之学运用在政治上，借以强化法家政治的功能。这是在促使一种理想——如何使举世的真正人才尽纳入政治权力运作结构中——实现的努力。但这种努力似乎功效不著，因而证明是枉费心机。

　　如果将仁、义、礼当成一种对策的话，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是徒然不断在制作新对策，然而，问题依旧不知伊于胡底。王弼并以大小比较的观点，来证明道、德、仁、义、礼五者是呈现一种由大至小的逐渐下降的排列秩序。

　　一般认为时代愈是纷乱，即表示人心愈形涣散，不为社会道德所约束，道德水准也就江河日下，因此也愈需提倡道德，以收拾人心。这是将道德之高下与时局之美恶，作为因果关系看待。但是，张湛却不以为然，他反而认定，道德并非万能而是有其限度，其功能之生效仅止于上天注定时代要趋于好转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