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基本上是旷日持久的“内战”时代，在对外作战方面，鲜有“传奇”。

　　但鲜者，并非无有，只是少见，东汉末期乃至三国近一个世纪，中原之外患并未停息，从北到南均有“夷犯”，令三国部队不得不腾出空来，对外征战。其中最著名的战例有两起，一是曹操北征乌桓，二是诸葛亮南征孟获。

　　后人在评价这两起“外战”时，大多“爱憎分明”。对曹操北征乌桓，贬者居多；对诸葛亮南征孟获，赞誉一片。

　　当然，一起征战，均有利弊得失、正反面两方作用。三国这两起“外战”中，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那就是以“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

　　这场外战史书多有记载，“七擒孟获”的传奇大多得到公认。传奇不是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正面评价，“七擒孟获”是儒家文化“仁者无敌”的延伸与升华。这也是最能体现诸葛亮具备“正统汉才”的战例， 诸葛亮的“正统汉才”，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面对周边甚多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了他“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对策，体现了“汉才”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汉才”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

　　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

　　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虽然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川军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川军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恩有了，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暴露明显：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

　　事实也确实如此。“诸葛亮式外战”其实是自汉以来，受到儒家洗礼的中国军队，确立的对外征战的一个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为对外征战的汉军的牙齿装上了“牙套”，“自律”了大国手脚。

　　儒家文化“仁、义、礼”，强调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皇帝往往推崇“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精神，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统而不治”、“抚而不治”是为常用手段。 中国君主推行德化外交，以求得藩国的对宗主国的感化，从而实现大同理想。

　　但是，这种手段基本上是感化的产物，夷狄不会感激大于恐惧，没有“治”上的介入，夷狄部落也不会真正与中国融为一体。

　　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战的是北方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很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