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直以为《孙子》的核心思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只看教科书的祸）当时就有一个疑问：精于《孙子》的曹操怎就没见“不战而屈人”？重要战役全在战场上解决。最近看完《孙子兵法——曹操注》恍然觉得，“不战而屈人”只是孙子的一个理想而已。

　　纵观《孙子》，所写俱是征战需注意的各方面因素，其中《作战篇》还详细说明了战争，尤其是持久战的对国家的危害。一本所言俱有物的兵书，惟独《谋攻篇》中“全国为上”之类的“不战屈人”的战法却写得空洞无物，提出一个美好的目标，但却无一句具体的阐述。这使偶联想到Marx之于共产，也是在充分研究资本主义的缺陷后，提出一个不知如何实现的愿望。

　　联系孙子斩吴王妾的故事和孟德一生用兵的经历，偶以为，《孙子兵法》的精要在于严酷的军法约束和战前对敌我形势的充分估测。

　　孙子有句话说：“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其实已经暗示了严峻军法的必要性。怎样才能把一支军队约束成一个人那样？唯有严酷的军法。只有当“军法重于一切”的思想根植于每个士兵的心中，整个军队才能够达到高度的协调性。仔细分析《地形篇》、《九地篇》，不难发现，这两篇的核心其实是对不同状况下士兵的心理进行剖析，而不是单纯的分析地形。这其中有相当的“愚兵”思想。《九地篇》中“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说的尤为露骨。怎样才能顺利完成“愚兵”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严峻的军法约束——曹操治军的要点。当士兵能发自本能服从命令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了私心杂念，对外面事物的前瞻性也几乎丧尽了。这个时候，主帅说前面是死路，他们就死战；主帅没有下命令退，他们就可以死守；主帅要星夜兼程赶路，他们就可以一日一夜行300里。

　　反观官渡，长坂，曹军不单取得了胜利，而且突破了兵书上的禁忌。官渡一战，曹袁兵力对比悬殊，曹军粮食匮乏，但曹操军就是挺住了，袁绍军反而先行溃败。不管从敌兵力对己方士兵的心理压力，还是从战场地近故土，或者是粮食不继对士气的影响上来看，曹军都是数犯兵家大忌。但嬴家是曹操，赢在士卒的高度服从和信任。长坂一战，曹军精锐一昼夜赶路300里，按《孙子》，“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但败者却是刘备，而且是一击既溃。到不是孙子错了，曹军的战斗力，已经超越古之名将的队伍了。这亦是曹操料敌制胜的典例。

　　“兵无常形”，死的思路总有破绽可寻。刘备估计曹操赶不上，一天行“几十里”也不担心。曹操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兵法而行，全速追击。备军本就是惊弓之鸟，随行的几十万百姓更不用说了。一看到曹军飞驰的尘土，这支队伍立刻就陷入了混乱。这一切尽在曹操的预料之中。尽管这5000疲惫之师已强弩之末，但他们不战而胜。大耳恐怕还没搞清楚状况就匆匆逃离战场了。

　　纵观曹操一生，白马纵骑，冰水夜筑城，奇谋层出不尽，且多临阵而为，更能在打仗前就就充分把握敌军统帅的性格和优缺点，可以说料敌制胜这一点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曹操纵横天下三十余年，非天意，人力也。

　　然而孙子的这两点精髓都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战场风云，变化多端，不可能一一细究；纵使细录下来，也不免篇幅繁臃，精要不显。这两点能同时领会并灵活运用的，三国仅曹孟德一人而已。

　　插入两点：

　　1、诸葛武侯法制同样以严峻著称，其将兵也沙场无敌。似乎与孟德有异曲同工之处。

　　2、游牧民族天性单纯强悍，平日散居，会猎时则无比团结，战时殆亦如此。强兵之法已得其半，农耕民族之屡败，盖亦出于此。